姚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初步形成了新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将这一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虽然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的，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进行的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则是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就开始了。 2013年5月，《人民论坛》发表了贾立政、陈阳波等人所著的《中国梦的灵魂与实现路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梳理》一文，提出了“治国理政思想”这一概念。随后，同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毅亭所著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书。在这本书中，将“治国理政”概念上升为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方略〖参见贾立政、陈阳波等：《中国梦的灵魂与实现路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梳理》，《人民论坛》2013年第13期；何毅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公报的形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概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正式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党的章程，我国学者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阶段，取得了大量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要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不例外。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条件，学者的表述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从理论渊源、历史和实践基础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展开论述的。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渊源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其他一切有益的先进文明成果。章忠民认为，要探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来龙去脉和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必须将其放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来把握〖ZW（〗参见章忠民：《加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ZW)〗。孙景民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学理渊源上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ZW（〗参见李洪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6日。〖ZW)〗。陈春琳则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的最根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理论来源是毛泽东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参见陈春琳：《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成的理论渊源》，《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可见，从理论渊源来看，学者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延续和发展。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李安增、朱辰晨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大同理想、和合思想、民本思想、法治传统、正义思想、修身思想、廉政思想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仍具有当代价值的宝贵思想资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继承了其精华，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参见李安增、朱辰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张希中认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重要来源，是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参见张希中：《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7期。〗。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历史和实践基础的研究。厘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基础，是该研究的重要起点，而且从历史和实践角度也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这一科学思想的形成脉络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张国宏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脉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历史底蕴〖ZW（〗参见张国宏：《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的逻辑机制》，《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12期。〖ZW)〗。王钰鑫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参见王钰鑫：《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意蕴》，《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邓跃茂强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现实的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其逻辑前提表明了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参见邓跃茂：《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严书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并在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实践举措，形成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参见严书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的研究。时代是产生思想的源泉和动力，伟大的思想孕育于伟大的时代。要深入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须对其时代背景进行深刻把握。对此，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署名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理论文章指出，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是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前提性工作，而这一时代背景包括：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时期”，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参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的时代背景》，《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李君如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实践、信息化迅猛发展这三大过程中产生的〖参见李君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显著特点》，《北京日报》2016年1月18日。〗。近年来，党情、国情、世情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所面临的深刻时代背景。戚义明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大变革大调整的条件下，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参见戚义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8期。〗。 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中产生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这一研究中，学术界从整体层面、内在层次结构、理论的建构逻辑等方面作了分析和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思路。 从整体层面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所谓整体层面的概括，也可称之为外延式的全面性概括，就是力求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自信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政府与市场关系思想、从严治党思想、依法治国思想、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思想和指引前进方向的哲学方法论〖参见韩庆祥：《全面深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十个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李昆明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容完整，包含了执政理念、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改革总目标、经济新常态、依法治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十五个方面〖参见李昆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吴传毅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在密切党群关系和惩治腐败中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目标、中心、动力、政治保障、法治保障、思想保障和国际环境保障〖参见吴传毅：《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框架与核心思想》，《求索》2014年第9期。〗。 从内在层次结构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较严密的内在层次结构。李安增、朱辰晨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具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是指方向性、指引性的关于顶层设计方面的内容；中观层面指的是总体布局和战略部署；微观层面涉及较为具体的条件保障方面的内容〖参见李安增、朱辰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韩振峰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涵中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这五个层面环环相扣，即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指引下完成；中国梦的目标指引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需要牢牢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则要依赖于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参见韩振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光明日报》2015年12月7日。〗。王清涛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分为价值、方法和战略举措三个层次。其中，价值层是核心、方法层是现实性保证、战略举措层是得以实现的具体过程〖参见王清涛：《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 从理论的建构逻辑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所谓理论建构逻辑，也就是这个理论得以形成，并最终建构起来的核心脉络，即使是极其庞杂的思想体系，也有一些贯穿始终体现规律性的逻辑线索。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着必然的理论建构逻辑。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对当今中国发展变化新任务的呼应，体现为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有机统一〖参见韩庆祥：《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学习时报》2015年9月7日。〗。包心鉴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遵循的是大逻辑、大主题、大视野三个方面，大逻辑体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大主题体现在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大视野体现的是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参见包心鉴：《优化治国理政的大逻辑大主题大视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质和时代价值》，《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胡伟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民族复兴为逻辑主题，以治国理政为逻辑主线，辩证统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新时期关键性的顶层设计〖参见胡伟：《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邓跃茂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一个统一的逻辑脉络贯穿于始终。这个统一的逻辑脉络有三个逻辑主线，即人民的逻辑、现代化的逻辑和改革的逻辑〖参见邓跃茂：《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三、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历史地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方向指引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从理论特色、科学方法论、语言和文风特色、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研究的。 从理论特色方面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理论特色体现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品格和价值导向。学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价值极其深厚，价值导向极其鲜明。秦继茂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一思想不仅坚持了主观与客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量变和质变的有机统一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参见秦继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9期。〗。方世南认为，唯物史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石，具体体现为人民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当代中国整体文明进步的系统哲学发展了以整体性思维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观点，求真务实的改革创新精神发展了变革社会现实的科学实践观〖参见方世南：《论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７期。〗。陶文昭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究其本质是一种重建设、重全面、重法治、重长期、重价值观的常态化国家治理〖参见陶文昭：《以多维视角透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http://theory.gmw.cn/2016-01/13/content_18475124.htm。〗。杜飞进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彰显出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问题导向、未雨绸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立足前沿、引领时代等方面的哲学品格〖参见杜飞进：《新时代精神精华的集中彰显——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品格》，《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全面部署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过河”任务的同时，将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即“搭桥”作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一科学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其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高超运用，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和国家发展整体思路的重要指针。陶文昭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入其中的科学方法，主要包括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参见陶文昭：《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不少学者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征归纳为人民性、民本性或者群众性。姚桓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系统思维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通过创新精神攻坚克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不辜负人民重托、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参见姚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特征和哲学意蕴》，《前线》2016年第3期。〗。李昆明强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具有全局观的战略视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情怀；坚持总结经验、启迪未来的历史自觉；坚持立足时代，从实际出发攻坚克难的问题意识；抓住重点环节、促进全面发展的辩证方法〖参见李昆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李海青则从宏观上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攻坚阶段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结构功能论、适时化量变为质变〖参见李海青：《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从语言和文风特色上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通俗化的语言风格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语言和文风特色，指出，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用人民群众易记易懂的“大白话”来阐述，将通俗易懂与深厚的理论内涵、丰富的实践内容有机统一起来是这一思想的鲜明特点。王鲁玉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蕴含的话语表述呈现出平实而不失智慧、质朴而不失深刻的特点，体现出“用典考究，妙语连珠”“通俗易懂，贴近群众”“删繁就简，言之有物”“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等鲜明特点〖参见王鲁玉：《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陈锡喜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魄力和语言风格魅力的结合，让人感受到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回应，而大量运用形象比喻、俗语俚语和诗文引用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语言风格的鲜明特点〖参见陈锡喜：《平易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及其力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也有学者从习近平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特殊经历入手，指出，其治国理政思想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群众的语言对深邃的理论进行通俗而生动的表述，所呈现的优良文风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参见赵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语言风格及其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从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在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方面，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国际和国内两个空间的有机联系中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形态的定位问题。在研究中，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世界意义。姜辉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科学而富有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课题；二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刻认识，继续发展了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三是在21世纪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参见姜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丁威、陈剑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催化剂和强心剂，体现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高超运用〖参见丁威、陈剑：《基于大国视角的中国治理问题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示范》，《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陶文昭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次新飞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21世纪中国的新探索等四个方面来阐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地位〖参见陶文昭：《以多维视角透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http://theory.gmw.cn/2016-01/13/content_18475124.htm。〗。辛向阳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合乎时代和逻辑的发展〖参见《全面把握与正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撰文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求是》2016年第16期。〗。 四、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深化其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对当前研究现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虽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宣传阐释性的研究较多，学理学术性的研究成果相对偏少，且呈现论文多、专著少的特点。随着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得到更为系统化的理论概括，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学术界应在前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时代的新特点，新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以及国际形势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新特质等，作充分的论证和全面的阐释。 二是比较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考察、分析和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成果还有所缺失，尤其是对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与历史视野来看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许多研究的单一化倾向比较明显，比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比较多。这种学科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的宏观视野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将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谱系之中加以综合考量，做出全面完整的阐释。 三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虽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但现阶段学术界将视角更多地放在治国理政思想本身，而对这一理论总结缺乏与上述思想和理论的比较性研究和充分阐述。另外，缺乏对习近平地方主政经验与治国理政思想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四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方法还有待深化。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比较严重，大多都是就事论事，侧重单一角度、单一专业，视野也仅局限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我们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定性研究，学科融入、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偏少。如：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很少有学者将其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从微观角度运用计量分析等方法对其做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科学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程度，直接关系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以及据此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贯彻程度。因此，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加强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还要鼓励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实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融合，拓展研究的范围和层次，同时还要增强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力争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