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留财、孙来斌：国外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争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首部纲领性文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自问世以来，《宣言》饱受国外学者的争论乃至非议，被涂画成各式各样的脸谱。对于这些论争，我们应认真分析各种面纱笼罩下的理论本质。国外学者围绕《宣言》展开的理论论争主要涉及七个主题：文本比较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宣言》传递的革命主题色彩，《宣言》折射的社会形态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宣言》蕴含的国家学说实质，《宣言》中的过渡措施的性质及其创始人的身份界定，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组织成为政党。国外学者关于《宣言》的各种解读与论争，既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见解，也存在许多偏误。我们必须遵循《宣言》的内在逻辑和本真精神，完整、准确地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张留财（1987-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孙来斌（1967-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2）。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问世具有多重意义。正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宣言》自问世以来，被广为流传，“已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过1000次以上，成为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韩振峰：《〈共产党宣言〉，每读一次都有新启发》，《北京日报》2017年2月27日。〗。国外学者纷纷从不同的立场、视角、方法对《宣言》进行了多维解读，也产生了明显的认知分歧，《宣言》成为在“神圣名义下的争鸣”中被许多国外学者、各种流派思潮误读最深的文稿之一。那么，这部170多岁的著作引起了哪些论争，又遭受了怎样的误读呢？

一、文本比较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对立还是一致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普遍公认：《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经典著作之一。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却通过所谓的文本考究，纠缠于《宣言》中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的问题，主张《宣言》只能算马克思或恩格斯某一个人的作品。

一些学者通过对比《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和《宣言》，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其实撰写了“两部”同盟纲领。例如，英国学者乔治·李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批判的研究》中，罗列了《原理》和《宣言》的多项对立：如马克思关注生产力的毁灭性，恩格斯则看重生产力的创造性；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抱积极乐观的态度，马克思则较为谨慎；恩格斯是英国中心革命论者，马克思则偏向于德国和法国；等等。他想要论证的是，马克思是人道主义哲学家，恩格斯是技术决定论者，前者比后者思想深邃。这种看法也使沙洛姆·阿温纳里等人的观点有了直接依据。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更是在学术史上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恩格斯主义”〖参见〔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在撰写《宣言》时，利用和借鉴了《原理》中的许多内容，《宣言》的第一、二、四章与《原理》的逻辑结构大体一致。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存在一些思想差异，但这种思想差异绝不是根本对立性质的。显然，上述这些“极端对立论”不能正确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宣言》中的思想关系。

再如，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主张在解释学的框架中厘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认为《宣言》是恩格斯的独作。卡弗的理由是，他将《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原理》的成段字句与《宣言》的内容逐一对比，发现《宣言》中的很多章节内容是对恩格斯1848年以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等篇章的复述。在他看来，《宣言》开篇就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阶级斗争，这种表达方式、语言风格和鼓动特点更像恩格斯的作品。《原理》事先为《宣言》中的重要内容打好了草稿，两个文本呈现出主题的高度一致性和观点的惊人相似性。因此，《宣言》是思想主导者恩格斯的代表作，作为执笔者的马克思只是花心思对文本做了基本的编订工作，仅仅是对《原理》的简单“模仿”和“抄袭”〖参见〔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89页。〗。卡弗这种将解释学和马克思学“联姻”的研究方法，只是简单地对文献进行类比，并不能解决创作史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

虽然论证角度和切入点有所差异，但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观点却与卡弗不谋而合。广松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经典阐述为论据，强调马克思当时还停留在“哲学共产主义”阶段，恩格斯却已具备将共产主义当成一种未来社会制度的洞察力，1848年以前恩格斯的理论水平要高于马克思。另外，他还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许多论点，早在1843年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就有所浮现，后来又在恩格斯的《原理》中重现，而这些论点直到写作《宣言》还没有被马克思所接纳。所以，同处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恩格斯”〖〔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解释，广松涉间接抹杀了马克思在《宣言》创作中的贡献。

此外，也有国外学者坚持“一致论”，如美国著名的恩格斯研究专家J.D.亨利通过对比《宣言》和《原理》关于工业革命造就无产阶级、劳动力价格、商业危机、废除私有制等方面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两人的思想基本一致〖参见〔美〕J.D.亨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和思想：重新解释》，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俄罗斯学者巴加图利亚强调《宣言》的提纲结构来源于《原理》〖参见〔俄〕巴加图利亚：《〈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形成》，衣俊卿、陈树林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5页。〗。

西方学者关于《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文本考证，实际上暗含了两者的思想差异是根本对立的这样一个隐性前提。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客观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是两个气质禀赋、学识阅历不同的独立个体，两人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两人在根本政治立场、整体理论观点方面，却是相同的。坚持这一理论前提，便不会陷于对两人思想关系琐屑考证的泥淖之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解释学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价值。但是，过分看重差异的前提设置，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往往导致为了研究差异而去研究差异，陷入“抬马贬恩”或“抬恩贬马”的偏颇。非要将文献背后的思想家剥离出来区别对待，贴上专属标签，本身是对《宣言》的一种机械拆解，会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怪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的理论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砖一石、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列宁曾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5页。〗比如，恩格斯对《宣言》的“第一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残余进行修改和补充之后，对“第二稿”——《原理》中“问答式”的文体形式仍感不满，并致信马克思交流撰写意见，建议他在起草同盟的纲领时“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页。〗。恩格斯还在诸多著作中，毫不吝啬地以第一小提琴手的定位把马克思的贡献放在第一位，将自己放在后面。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恩格斯的谦逊而忽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更不能因为恩格斯在《宣言》序言中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0、385页。〗，就断定《宣言》的思想创立者只是马克思，而忘掉恩格斯。因此，正所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若将两者中任何一人的思想学说割裂于马克思主义之外，整个理论体系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了。相反，若换个看待问题的视角，将两人之间的细节差异当作二人合作关系的证物和写照，则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宣言》传递的革命主题色彩：暴力还是温和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书，《宣言》处处渗透着战斗性的革命精神。它公开宣布要用革命的暴力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而，一些国外学者却刻意模糊和淡化其革命色彩。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从1847年的《原理》以来，恩格斯“在思想上就存在着倚重非主观因素的倾向，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机器必须打碎的思想”〖〔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其实，1847年恩格斯在《宣言》的前身《原理》中回答“能否用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时就说：“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现实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4页。〗，资产阶级的做法逼得无产阶级不得不想尽办法掀起革命。可见，恩格斯虽并未把暴力革命当作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也曾经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做出过努力，但是斗争形势不允许国家政权和生产关系的和平过渡，使革命丧失了和平发展的可能。很显然，他既不是“唯暴力论者”，更不是“唯和平论者”。

广松涉质疑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社会革命”，认为马克思没有更多提及暴力革命〖参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66-367页。〗。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指，当生产力与它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时，会爆发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等。需要说明的是，《宣言》第二章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裂”，即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既然在思想观念上都实行了彻底的决裂，那么革命性质无疑就是社会革命了。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政治革命通常是指先进阶级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现国家政权的更替，促推生产关系的变革。据统计，马克思在《宣言》中阐述“整个社会革命化”思想过程时，约有73处提到“革命”一词。正文明确写到，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412、422、435页。〖ZW）〗等句子。文中多次使用的“炸毁”“消灭”“推翻”“斩断”等一系列高频关键词，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态度。而且，在《宣言》的结尾亮明了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足以证明马克思在《宣言》中对“暴力革命”的强调。从《宣言》的内容上看，它正是以发展了的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为前提，论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作用，得出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纵观全文，《宣言》并无坚持和平革命的主题思想。此外，《宣言》刚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就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革命斗争，接受实践检验。从总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经验，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们都一直具有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信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之后在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中，随着代议制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扩大，他们根据历史条件的新变化，调整了革命斗争策略，将暴力革命与和平手段两种方式并列提出。1871年马克思在对英国工人阶级选择政治道路时指出：“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3页。〗在次年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谈到工人总有一天夺取政权而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时又说道：“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恩格斯在晚年阐述合法斗争意义的同时，也强调了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并没有宣扬绝对放弃暴力革命，提出“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5页。〗，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社论将其粉饰成一位爱好和平、恪守法令的崇拜者，恩格斯提出了强烈抗议。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解放道路上没有把两种形式绝对化，而是辩证地加以看待。

三、《宣言》折射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单线还是多线

《宣言》不仅再次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以其为指导，分析了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历史、资产阶级历史作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却忽视乃至有意抽掉支撑这些原理的理论基石——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描绘成社会形态发展的“多线论”者，将恩格斯说成一个典型的“单线发展观”代表。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不相信存在使所有社会按照单一方式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出了不强调历史必然性或时间顺序性的多线发展模式，恩格斯的观点是单线的和加法式的〖参见〔美〕诺曼·莱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杜章智译，《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38-56页。〗。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也赞成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多线论这一观点〖参见〔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页。〗。对此，也有西方学者表示反对。如玛丽安·萨韦尔认为，《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两篇纲领性著作提出了“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历史存在于社会普遍分阶段发展这样一个单一的先后更替的顺序之中”〖转引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86页。〗的理论，尽管划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阶段的那段论述有争议，但它能为人类历史单线发展概念提供最基本的权威根据。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呢？可以说，《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考察，特别是关于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民、资产者与无产者等阶级关系发展的叙述，从一个侧面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较为经典地表达了几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他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个时代，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希腊罗马生产方式分别对应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从几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内在动力和循序演进上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条件，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过程的思想。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草稿中，用原始氏族公社取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使他的理论更精确化。《宣言》首章开头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将原始社会也包括在内，不够精确。马克思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后来都没有修改这一论述，一直到他晚年研究了史前社会后，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范围做了界定。1888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对《宣言》开头的这句话加了注释：“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原生、次生、再生三种社会形态的论述，消除了原来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矛盾境况，通过对社会形态的调整，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时间顺序性的概括更加准确了。显然，《宣言》中的这些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顺序性与跳跃性辩证统一的理论是一致的，并不违背生产方式矛盾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规律。割裂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片面强调普遍性、统一性、顺序性，或者片面强调特殊性、多样性、跳跃性，是所谓多线发展论或单线发展论的错误症结所在。

美国的劳伦斯·克拉德认为，恩格斯所写的《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在历史观上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样，只关心单线式的社会发展，否定俄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参见〔美〕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二）》，莫立知译，《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8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莫里斯·布洛克〖参见〔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戴维·麦克莱伦〖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02页。〗等人也持相似观点。还有学者主张一种单线论的翻版观点，认为《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宗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是走向由天意命定的终极目标的救赎过程〖参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71页。〗。我们知道，恩格斯在该篇序言中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论述。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主张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决定作用，就等于形而上学，就是“单线发展观”。然而，他们关于所谓唯物史观“错误”的原因、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史前社会发展的“错误”，却很少展开论述，所做的批驳也没什么说服力，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已度过繁荣期正趋于解体的看法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三份草稿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承认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前提条件是俄国革命胜利，外部条件是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他们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回答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问题时共同说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之后，随着加速瓦解的农村公社的前途变得明朗，恩格斯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对自己70年代的观点作出进一步的校正。所以，从先前的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批驳的对象不同，发表看法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论述问题的侧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坚持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参见孙来斌、颜鹏飞：《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历史地位的确证——与一种否定观点的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多线观和恩格斯单线观的对立。

四、《宣言》阐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继承还是断裂

《宣言》的发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照搬还是决裂，有无必然联系？这是一个时常被西方学者曲解的论题，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设想，几乎都是以乌托邦著作为根据的。例如，消灭城乡差别的思想来源于傅立叶和欧文，消灭国家的论述来源于圣西门〖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诺曼·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认为，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圣西门技术统治论同其他观念糅杂的产物。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坚称马克思是空想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他在《乌托邦与革命》中写道，最初马克思是傅立叶和欧文的门徒，在投入政治斗争后，马克思就从未中断过与他们的精神联系，自从被卷进空想社会主义的漩涡，始终与其有思想纠葛，未逃离其理论窠臼，“马克思是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人”〖参见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在具体到《宣言》一书时，法国学者让·列费弗尔在法国《思想》杂志上刊文《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还是三个阶级？》，认为《宣言》继承了圣西门的政治观点，并做了如下比对：《圣西门文集》巴黎版第6卷中说：“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人剥削人，主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共同的人类的富强开发世界。”〖转引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相比之下，《宣言》中则说：“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由此，他就认为这是《宣言》继承圣西门思想的明显证据。

可以说，这些国外学者虽然试图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但他们大多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成熟形态出发，基本都是囿于理论结构之间的静态横向分析。一些人往往根据几篇著作，进行细枝末节、断章取义式的孤立研究，欠缺整体性视野，难以把握彼此间异彩纷呈、生动曲折的动态关系，结论难免偏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经历过一个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呢？众所周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前，已经有五颜六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宣言》第3章第1、2节专门对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做了理论上的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无情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中勾勒未来蓝图：财产公有、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消除贫富对立、三大差别消失、享有充分自由时间等。虽然看到了阶级对立，但是他们迷恋集资试验、崇尚禁欲主义、创建共产主义移民区、构筑理性王国，将理性正义捧为至高无上的神坛，却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制的本质，更不能找到创造新社会的主体力量。

1842年，年仅24岁的马克思在做了《莱茵报》主编后，曾经参加过关于科伦的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也先后研读了圣西门主义者勒鲁和傅立叶的高足孔西得朗等人的著作，但是这与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立场的转向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他是通过驳斥林木盗窃法、同情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困境、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解读法国大革命史、剖析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和考察法国工人运动，才实现了两个立场的根本转变。青年恩格斯则是在英国认真地研究了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也较多谈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但开始他就不是其门徒。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严厉痛斥了圣西门主义覆盖的神秘主义云雾，批驳其“按才分配”的主张，揭露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法伦斯泰尔是傅里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移民区，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所加的注释中，认为它是社会宫的名称。〗错误。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文的评价，既有对其思想合理之处的赞扬，也有对其理论缺陷的尖锐批评。

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那里汲取了思想滋养，但他们并没有沉溺于空想社会主义之中，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的思想变革。正是在阅读空想主义者的文献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看破了空想主义理论的缺陷，并对其进行哲学和经济学上的双重改造，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宣言》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通过科学分析阶级关系及其历史变革，得出了如下结论：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阶级差别消失；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主体力量；阐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来源之谜，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铺设了第二个基础。基于这两个理论基石，《宣言》以鲜亮的笔调阐明新世界观，包含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理论。《宣言》在第3章第3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深刻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弊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虽然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受苦最深的阶级，却奢望通过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来解决问题，拒绝工人的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为此，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因此，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2-433页。〗。可以讲，自此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穿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激流，基本上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五、《宣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质：统治还是专政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宣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质是统治抑或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否为派系斗争妥协的衍生品？这是一个被国外学者弄得混乱不堪的话题。

比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亨特认为，专政的暴力味道过于浓厚，应变得温和一些，主张用统治取代专政，“是没有职业家的民主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国家学说的实质。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和其他重要著作中都没有真正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他们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的目的，是为了同布朗基主义者结成联盟，但马克思对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合适政治形式的观点却言之甚少〖参见〔美〕理查德·亨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第1卷，戴清亮等：《社会主义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7页。〗。另一位美国学者哈尔·德雷珀则主张不论是谈论巴黎公社、批判哥达纲领，还是后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在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发展，马克思时期的“专政”只是工人阶级在其中居主要政治地位的“民主政权的代名词”。事实上，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人民的民主就意味着对敌人的专政，即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含义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唯一的，形式却是多样的。1962年，德雷珀还通过检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以无产阶级作定语的专政概念出现频次的三个时区，认为马克思是在1850年与布朗基派组成联合战线时，接受了布朗基所喜爱的“专政”这个术语。在德雷珀的研究基础上，理查德·亨特认为，直到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代替了以前“无产阶级统治”的提法。他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法国新革命急如星火，而布朗基派成员在法国秘密社团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因此，为共同组建世界共产主义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布朗基派联合签署的协会章程中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从这个角度看，该术语的使用纯粹是为了和布朗基派结成联盟的权宜之计，即二人同布朗基派妥协的结果。

毫无疑问，亨特和德雷珀对1848年革命期间“专政”术语的概念史问题所做的考证，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第一，虽然《宣言》尚未明确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字眼，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表述未来的国家政权性质，但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这个概念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所必需的内核要素。从无产阶级统治的主体、对象、任务、手段等方面看，两个概念意义相近或等同。从性质上看，都是无产阶级用以对付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从任务上看，都是要逐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恢复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从手段上看，都是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采取哪种政权组织形式，无碍于在国体上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致性。从这几个方面看，《宣言》中的无产阶级统治思想可以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雏形。所以，恩格斯指出：“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这种观点在《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8-248页。〖ZW）〗第二，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等概念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后来，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法国资产阶级专政和德国封建势力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疯狂反扑的教训，他们系统考察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宣言》中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概念升华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高度。马克思在评论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倡导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要彻底打碎而不是简单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69页。〗的战斗口号，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过渡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宣言》写作的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作的1850年1月，时间都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布朗基派组建世界共产主义协会之前。不顾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主观上得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派系斗争妥协产物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六、从《宣言》中过渡措施看马克思恩格斯身份界定：市场社会主义者还是科学共产主义者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全体社会成员占有，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宣言》中的10条过渡措施引发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辩论，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

美国学者斯坦利·摩尔认为，《宣言》第二章末尾的10条过渡措施中的第1、2、3、5、6条，即“剥夺地产、征收累进税、废除继承权、信贷与运输向国家集中”，会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生共存的“混合经济”，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后来马克思放弃了《宣言》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纲领，成了一位“半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学者詹姆斯·劳勒看来，马克思从《宣言》中提出的过渡措施到《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后期作品中一直坚持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母版的《原理》中的12条措施是对《宣言》中10条措施的印证，恩格斯是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参见〔美〕伯特尔·奥尔曼主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段忠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3-55页 。〗。他的论据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纸币赎买仍是有效的改造途径，经济逻辑和市场关系依然受到遵循；恩格斯用累进税等办法“限制”而非取消私有制，无产阶级革命不会选择立刻废除私有制表明会正视市场规律；货币—市场关系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两个阶段。对于这种说法，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劳勒的解读是对恩格斯的曲解。在他看来，恩格斯并非“合作经济”拥护者；《哥达纲领批判》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凭证”不是一般市场意义下的货币，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改变；10条过渡措施虽然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会立刻消灭竞争和私有，但无产阶级政府不会坐视不理，会尽快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过程最多需要四五十年〖参见李春放：《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当前西方学术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辩论中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所以，劳勒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结论破绽百出，不能成立。

公平地讲，奥尔曼实现了对劳勒的有力反驳。劳勒实际上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最初时期的经济措施，以偏概全地当作整个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施行的办法。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后期著作中，也不再强调《宣言》中的10条措施，明确说到这些举措只是暂时性、过渡性的，而把研究重心放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上。在这些措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申明要消除阶级差别和废掉资产阶级特权。本着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性，他们没有极端地提出马上摒弃资本主义的全部，而是主张对资本主义旧社会制度的“扬弃”。物换星移，《宣言》发表后的25年间，鉴于欧美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对10条措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回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总结1848年德国革命经验、分析1848年六月起义时金融贵族控制国家银行而暴富的行径、1850年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最后的两个措施、1855年考察英国谷物价格下跌因素、1869年痛斥巴枯宁宣布废除继承权的愚蠢、1872年《论土地国有化》研究土地私有制和地租等论述中，他们深化了对10条具体措施的论述，使原有内容更加科学和严谨。尤其是在经历了二月革命失败、巴黎公社夭折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醒读者说，《宣言》是一份历史文献，这个纲领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没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6页。〗。时隔25年，鉴于这一段的内容在很多方面会有不同的表述，他们做了少量的修改和说明，其中最著名的修改，是把《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基本原则写进1872年德文版序言，实现对《宣言》一次重要的补充。简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宣言》从侧面彰显了科学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革命批判精神。

七、从《宣言》中相关论述看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组织成为政党：多余还是必要

《宣言》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起草的首部纲领，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和策略原则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但在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组织成为政党问题上，国外学者观点不一，各执一词。

法国学者吕贝尔揪住《宣言》中“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句话，曲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自己的事，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政党，没有必要加入他们的队伍之外的政党。从认识到完成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并不需要一个由少数政治精英分子领导的高度集中的工人政党来充当中介和领导革命，否则只会遵循另一套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纲领。恶劣的生存处境必定会促推工人们自发地唤起自我意识，在直接的斗争中就会走向团结和联合〖参见〔法〕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郑吉伟、曾枝盛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页。〗。可见，吕贝尔力图否定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德国学者伊林·费彻尔认为，无产阶级从自身出发只能获得“工联主义意识”，因为他们“只能获得对现存社会范围内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的意识，而不能获得超越现实的‘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德〕伊林·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所以需要对“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理论洞见的人组织成为共产党，去教育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逐渐将其提升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费彻尔一会儿把工人的自发性捧到天上，一会儿又走向反面，中伤工人阶级，把他们的人品摔到地下，认为由于蓝领工人的减少和工人的“人品学特性”，不能指望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体现了其观点的自相矛盾。

关于吕贝尔论述中涉及的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以亲身实践做了回答。稍微翻阅一下经典著作，这种谬论就不攻自破了。

第一，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考察欧洲各国资本主义政党史、参与工人运动、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政党以及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党等问题，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无产阶级和政党不是一回事，不能相互等同，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在早期跟随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群众一块去反对封建阶级的革命实践中领悟到，要夺取政权就必须首先形成阶级，既不能靠神仙皇帝，也不能靠什么救世主，必须得有自己政党的领导，让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组织工人运动，不能降低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或随声附和的合唱队。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页。〗，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撰写了纲领性文献《宣言》，提出一系列建党思想和原则，亲身参与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经过巴黎公社的革命洗礼，恩格斯认为，缺少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政权后能保住政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19世纪60-7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在1871年9月的伦敦国际代表会议上，他们又进一步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为之后欧美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1889年，恩格斯在对哥本哈根上演的大型政治剧发表意见时又说道：“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

第二，仔细甄别吕贝尔“工人们自发地唤起自我意识”的观点，可以看出，这是对当年俄国经济派自发论的老调重弹。这种盲目崇拜工人运动观点的出现和蔓延，曾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混乱和涣散。对此，列宁在《怎么办？》第2章进行了深刻批判，并阐明了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辩证关系：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只有经过富有批判的和说服力精神的政党和领导者运用科学理论加以引导，自发性才能上升为自觉性。列宁进一步回击了经济派关于工人运动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的谬论，强调工人阶级仅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如结成工会、打碎机器设备、提升工资待遇等工联主义意识，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觉悟高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灌输理论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的状况，助推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诞生了后来的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践证明，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最终为十月革命胜利、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坚实保证，也证明了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必要性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总之，国外学者关于《宣言》的各种解读与论争，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阈具有一定启发。这些解读和论争，既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见解，也存在许多偏误，有待于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仔细的甄别。我们必须遵循《宣言》的内在逻辑和本真精神，完整、准确地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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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晓敏）

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