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五四革命传统 大力弘扬五四精神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教授
本刊记者
李崇富，男，1943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专题研究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数十年来，在从事教学组织和科研管理工作的同时，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著有《李崇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等多部论著，有译著《论非生物界的反映》行世；主撰和主编《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马克思主义150年》《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研究》等论著20余部，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认识发生论》《思维世界导论》等学术著作多部，并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政论文章300余篇；其中，有多部（篇）独著和合著作品，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奖。
今年是我国五四运动100周年。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影响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6-167页。〗五四精神，冲破了旧中国陈腐的封建专制、迷信保守、崇洋媚外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思想牢笼，逐步实现了思想文化境界的不断提升和超越，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首先是进步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觉醒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此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为了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本刊记者就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有关问题，对李崇富教授作了专访。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采访者简称▲，下同）：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就如何认识五四运动的政治性质、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弘扬五四精神等有关问题，想请您谈谈看法。可否首先从怎样理解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实质谈起？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以中国初步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学养的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以爱国的青年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政治实质，首先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于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而结束后，协约国在1919年1—6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把持，巴黎和会竟丧尽天理地剥夺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的应有权益，反而把中国当作“战败国”对待、继续侵害中国主权。这一倒行逆施，以及北洋政府的卖国立场和外交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义愤，从而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政治怒吼。这是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都是对外侵略和掠夺，中华民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也未能幸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批发达国家纷纷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就加剧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对外侵略。当时美、德、日等几个垄断资本主义大国，虽都是殖民盛宴的迟到者，但都怀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的政治企图。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到萨拉热窝参加该国国庆之时，被当地一名青年人刺杀身亡后，奥匈帝国指责塞尔维亚是其后台，遂于同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德国对俄国和法国宣战。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主的“同盟国”与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为主的“协约国”两大战争集团，终至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发生过较大的阵线变动是，1915年，意大利因为领土要求得到了满足，从而倒向“协约国”；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宣布退出“一战”。
最为荒唐的是：日本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国宣战后，不是出兵欧洲对德参战，而是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又瞧准了早在8月6日已宣布为中立国——中国袁世凯政府的弱点，于是连招呼也不打，竟于9月12日，悍然出动2万多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横扫莱州半岛向前进击。日军对事后袁世凯政府被迫划出的“军事走廊”（即潍县车站以东为“战区”，其外仍为“中立区”）根本不予理睬。日军在70多天军事行动中，相继攻占了潍县、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及沿线等地。其名义是打击胶东德军，实质是侵略中国。于是日本不仅强占了此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特权，而且扩大了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占，造成了当地民众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在“一战”初期，这是日本把“中立国”——中国视同“敌国”，公然违犯国际法，进行军事侵略的严重事件。
然而，当北洋政府就此提出“抗议”之时，日方竟然野心膨胀、得陇望蜀，变本加厉地欺凌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绕开了外交渠道，径直向总统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后，中日当局经过5个多月的交涉和谈判，腐败无能的袁世凯政府，实际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多数条款，并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这就激起了许多爱国同胞的激烈抗争。但由于在此前后，袁世凯及其御用文人在日本支持和封建余孽的鼓噪下，忙于准备“称帝”，使得复辟“帝制”与维护“共和”之争，冲淡了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力度。从1916年元旦起，袁世凯改称“洪宪元年”，只做了83天“皇帝”，就在全民声讨中、在蔡锷将军发起的“护国战争”中，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由此，他恼怒忧惧交加，75天之后，就黯然病死。其后一段时间，虽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相继继任或暂代总统，但在北洋政府中掌握军政实权的是军阀段祺瑞。
在日本和美国等“协约国”的劝说下，北洋政府先后于1917年3月14日、8月14日，宣布对德、奥绝交和宣战，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但美、日等国只同意中国为战时提供后勤支持，不允许中国军队参战。可是，段祺瑞却以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部队为借口，在1918年初向日本大量借款（主要用于他控制的“安福系”议员贿选和扩充其私人势力），而作为交换条件，段祺瑞在同年9月间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方递交了被迫应允日方在山东若干特权的换文。后来，这竟成为巴黎和会和日本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收回山东权益、维护中国主权的严正要求，反而却在对德和约中明文规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日本的借口。
巴黎和会以逆天、悖理、非法的政治操弄，以及强加于中国人民不堪忍受、而北洋政府打算认可的政治屈辱，迫使中国全民奋起，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抗争。五四运动的这种政治实质，是非常明显的。
▲：由此，是否也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作为协约国和战胜国成员之一的实际贡献和有利影响问题？
●：我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在争取“一战”胜利和结束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和有利的政治影响。这主要有三点：一是从中国对德、奥宣战和加入协约国的动机来看，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落后、军事薄弱，所以参加“一战”完全不像西方列强那样是为了参与重新瓜分殖民地，而是“只求自保、不会损人”。
二是从政治和军事上潜在的有利影响来看，尽管中国贫穷落后，但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资源丰富的大国，中国加入协约国是非同小可的政治组合，会在政治心理、后备人力和自然资源上，使得该阵营的战争潜力大增。正因为如此，到1917年3月上中旬，协约国的几乎所有大国，都劝说和支持中国加入己方；而且在“一战”发生前后，德国也在笼络中国，担心中国倒向对方阵营，至少是想使中国中立，为此德方曾许诺，战后德国将归还在山东的权益。可见，战争双方都很重视和争取中国加入己方所会产生的在政治、军事、心理上有利和潜在的影响。
三是从中国在战争中的实际贡献来看，我国对争取“一战”胜利和结束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鉴于中国当时军力不强，加上美、日等国出于自私的考虑，不赞成中国军队赴欧参战的情况，中国正规军确实没有参战。中国的主要贡献是为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战时后勤支持，这包括：中国在战时，向协约国输送了大量粮食，也为之制造和提供了少量军械；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加入协约国前后，就从直隶、山东、江苏等8省为协约国招募和选送了20余万华工（都是25—35岁的青壮年），除了途中牺牲者外，到达欧洲战场，为协约国从事战勤服务，编为“华工军团”的，就有14万多人。其中，96万人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使用，有1万人被美国赴欧远征军“借用”。这些华工服从战争需要，从事挖战壕、运弹药、送军粮、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性的战勤工作，很多人还被迫参加了战斗。1919年秋，被遣返回到祖国的华工约有11万人，除有近3000人战后在法国定居成为华侨外，还有3万多华工在“一战”中牺牲或失踪。此外，在“一战”前期，北洋政府允许或默认沙俄在我国所公募和私募的数十万华工中，约有10万华工被派往前线为沙俄军队从事战勤服务，其中被编入作战部队的约有5万人；以至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仍有3万—4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并投入了保卫俄国苏维埃政权、镇压白匪叛乱的战斗〖参见《华人华侨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另参见李志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赴俄华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
因此，巴黎和会否认中国对于“一战”胜利和结束的贡献，剥夺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正当权利，反而在对德和约中偏袒和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最终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和抗争。中国人民的抗争显然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政治斗争。
▲：我还想请您继续深入谈谈五四运动本身的政治实质，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具体表现。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竟置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和议大纲”的基本精神——“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于完全不顾，悍然拒绝了中国代表团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在会上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驻军等7项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反而要在对德和约中明文规定：把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日本。而中国得到的，仅仅是德国归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抢走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而已。对如此屈辱性条款，北洋政府居然电示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这消息传回国内，一切爱国人士就坐不住了！在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和校长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支持和指导下，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冲锋到斗争的前列。经过5月1—4日上午筹备，同时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先后举行了有本校学生或他校学生代表参加的3次抗议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议定于4日下午上街聚会和示威游行，以表达民意。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3000多人，冲破军警阻挠，在天安门前聚会，随后游行示威，打出标语和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接受“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原驻日公使和向日方递交换文的人）、在任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个亲日官僚。当游行示威队伍行进至东交民巷西口，因受使馆区军警阻拦，改而向曹汝霖住地赵家楼胡同进发。学生们冲进曹宅。当时曹汝霖躲开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学生们一顿痛打。当学生们眼见曹家很奢华，于是激于义愤，火烧了“赵家楼”（曹宅）。总统徐世昌下令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当场有32人被捕。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在斗争中纷纷实现联合。5月19日，北京有2万多大中学生举行总罢课，发布宣言，通电全国，抗议镇压，号召抗争；随后，他们纷纷上街，进行讲演，散发传单，发动“抵制日货”等宣传活动，争取社会支持。
北京学生“五四”反帝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界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响应和支持。首先是天津、上海、长沙、武汉、南京、广州、济南、太原等城市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并罢课；随即，国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也纷纷举行爱国活动，声援国内爱国学生运动。但在同时，反动当局也加紧了对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无理取缔和严厉镇压。6月3日，北京学生有170余人被捕；6月4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北洋政府强化暴力镇压，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曾一度出现低潮。
至6月5日，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斗争舞台，这才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运动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上海。5—6日，为声援北京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多家棉纺厂和商务印书馆等工厂有2万多工人举行罢工；7—9日，上海各行业罢工工人多达6—7万人。随后，北京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九江等城市工人，也纷纷罢工和游行，以支持京沪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促使五四运动发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市民们积极开展“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种爱国和反帝斗争波及全国22个省、150多座大中城市。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罢工工人的强大政治、经济和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害怕和妥协了。1919年6月6日，当局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6月10日，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12日，总理钱能训及其内阁引咎辞职；至此“三罢”斗争结束。6月17日，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国会未准）。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举行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也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和日本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即部分地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权益，提供了国际法的前提。五四运动获得了初步胜利，这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二、五四运动得益于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
▲：我们要在尊重、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革命传统的同时，还应该理解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前因和后果，即要正确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请您在这方面深入谈谈。
●：这个新文化运动，要早于五四运动本身。如果没有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可能爆发不了如此规模和影响的五四运动。四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它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和舆论氛围。
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他是安徽人，晚清秀才，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督军府秘书长；辞职后在安徽和浙江教过书，还在安徽和上海办过报，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五四运动中，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因在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说政府如不接受市民要求拒签和约，则“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而于次日被捕入狱。至9月16日，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后，被迫辞去北大教职，并躲避迫害，而回上海，继续办《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从事宣传和革命活动。他与李大钊并称“南陈北李”，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早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一号起改为此名）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和标志。
毛主席曾指出：“五四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1页。〖〗这个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它破旧立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鸣锣开道，具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功绩。
五四新文化运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篡夺革命成果、复辟“帝制”、维护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服务，而大肆宣扬封建主义旧文化、旧道德之逆流的回击；它打破了旧中国封建保守思想的“一潭死水”，是旨在宣传改造旧中国，跟上时代潮流的思想号角。
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很快就被大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务。此后，他更是野心膨胀，为着尽快复辟“帝制”，就豢养和鼓动一批御用文人，大造“尊孔读经”“崇儒祭孔”声势，鼓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当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些封建遗老遗少，纷纷成立“筹安会”“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儒教组织，宣扬“三纲五常”，推动“君主立宪”，康有为甚至要立孔教为“国教”。袁氏称帝前夕，在华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等奇文，都公开反对“共和”，说中国适宜君主制，胡诌中国如无君主，就会“亡国”等谬论。
针对这种封建专制教条的回潮和逆流，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开始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认为“儒学不适于现代生活”，是“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痛斥“忠孝节义”是“奴隶之道”，以抨击封建礼教及其专制制度，倡导人权、进化论和个性解放。随后，该刊发表了《青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和《说“孝”》等一篇篇笔锋犀利、倡导社会进步、除旧布新的文章，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
▲：人们常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它是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
●：研讨新文化运动，的确绕不开北京大学。这要从一位开明的校长谈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北洋政府，并没有改变我国依旧是军阀割据、封建买办统治的落后国家的面貌。同年底，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探讨，支持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除原有教授沈尹默、钱玄同等“新派”人士外，于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到北京。稍后，他又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高一涵、徐悲鸿等“一班新人物”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些人大都加盟《新青年》（李大钊、胡适此前是其主要撰稿人）。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一号）改版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新诗和小说，由此带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1918年12月，他们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报。于是，北京大学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由此，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影响遍及全国。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总司令”，李大钊、鲁迅是“主将”，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学革命”中，都发挥过较大作用。
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他借“狂人”之口，说道：“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一语中的，辛辣而深刻地揭示出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言词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我们且不说，“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封建礼教，历来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君主的“家天下”用于维护封建剥削，镇压农民反抗，美化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甚至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羸弱的文化根源；我们仅仅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道德律令，包括女孩“缠足”、包办婚姻和寡妇“守节”等清规戒律，在旧中国历史上，究竟扼杀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生命？只有天知道！因此，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和婚姻自主，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功绩。
封建文化的专制、愚昧、迷信、保守和落后，的确害苦了受其禁锢和束缚的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解放和启蒙，实行“文学革命”，的确是中华民族摆脱封建沉沦和西方列强欺凌，而走向新生和复兴的开端。
▲：这不就是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中国“破局”吗？
●：是的。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象说法。提倡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旗帜。它们作为封建思想的对立物，作为新文化运动初衷的概括，是出自陈独秀。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为了回应有些人对《新青年》和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而在该刊（第六卷一号）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中指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义），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率先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顽强意志和坚定决心，至今都令人敬佩！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鉴于这篇名为“答辩书”、而实际作为声讨封建专制思想的战斗檄文，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所提倡的办刊精神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总结。所以，陈独秀这里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当时所谓“民主”，按照陈独秀本人的说法，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是指“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所谓“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后者主要包括当时盛行的美国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识主义等现代唯心主义学说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在我国传播这些被资产阶级提倡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仍然是先进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之陈腐意识的思想利器。因为，这些相对于封建的思想禁锢和旧道德的伦理束缚，当然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和启蒙，从而有利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得益于新文化运动所传扬的这种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一定意义说，如果没有先行的新文化运动，很可能就没有五四运动，至少没有五四运动那样的社会规模和广泛影响；同时，五四运动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深化。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
▲：人们常说“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深化”，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在五四运动之前，是新文化运动第一阶段，是试图在中国以“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作为奋斗目标的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向政治上的发展和提升，表现为一场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因而它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和深化，主要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把文化发展引上新民主主义方向。
▲：我们知道，李大钊于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他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请您谈谈他的贡献。
●：李大钊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他带头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基于我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势必会引发社会革命的客观需要，同时还有两个促进因素：一个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另一个是五四运动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因为，五四运动使我国先进分子深知：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对贫弱和落后的中国之联合压制和掠夺，堵死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以推进到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服务的主流文化的新阶段。
而当时中国，名为共和政体，实际仍处在封建军阀割据和混战、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和受制于西方列强的积贫积弱状态。大为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新时代曙光。早在1918年10月，李大钊就在《新青年》（第五卷五号）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讲演和论文，热情介绍和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他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是“只能顺应”而“不可抗拒的潮流”。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了论文《新纪元》，他认为：“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洗出来一个新纪元”，“这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同年5—6月，李大钊一边积极支持和指导五四运动，一边抓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于5月、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五、六号）上连载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而较为全面和扼要地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他还作为轮值主编，把《新青年》第六卷五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我国带头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使之中国化，从而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先进青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
▲：我记得列宁曾说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也会是这样吧！
●：当然也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工业难以发展。由于西方大国忙于“一战”，而放松了对外侵略，这期间我国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发展较快，工人随之增多。至1919年前后，我国产业工人约有260万，而且这个先进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社会舞台。近代中国，伴随西方列强步步入侵和中外交往日渐增多，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纷传入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在人文思潮中最盛行的，当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官方哲学，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生命进化论等唯心主义学说；在左翼思潮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学说和主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进步思想界中确立主导地位，除了要同封建守旧意识作斗争以外，还要在同来自西方的各种学说和主张作对比、选择和较量中，才能被中国进步思想界所认同、接受和运用。尤其是经过几次大论战，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其一，从1919年7月至8月，发生在李大钊等人与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交锋；其二，从1920年10月开始，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英国罗素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其三，从1920年9月开始，陈独秀、李达等人与区白声、黄凌霜等人进行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动批判，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潮曾一度迷惑和误导了大批进步青年；此外，还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科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批评和矫正；如此等等。鉴于时间所限，这里只能多说一点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传播，是靠其真理性、革命性和实践性，而得以胜出的。
当时，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列指导和参加斗争，并在北京和各地由多种进步社团组织活动，在其前期，主要是由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统一战线主持的。然而，随着五四运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深化，这个统一战线就开始发生分化和争论，有些人露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面目。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斗争的焦点。
这个特点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最为突出和鲜明。1919年7月20日，正当李大钊回到故乡（河北乐亭县五峰山）躲避北洋当局迫害之时，胡适在他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此文表面上主张少谈所有的“主义”是个幌子，因为他本人不仅笃信和卖力推销实用主义，而且几乎与李大钊等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同时，他在1919年4—7月，请自己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中国，到许多城市巡回“讲学”，极力宣扬美国的实用主义、政治民主和世界主义，长达4月之久。胡适后来也承认：当时自己是对“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看不过，忍不住”，是为了教人不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才说谈论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曲解“主义”的普遍性与其具体“问题”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断言“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说什么“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很危险的”。他针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所“谈的是根本解决”，竟断定：“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其理由是：“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显然，胡适主要是反对在中国谈马克思主义，更害怕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说什么“中国应去赶紧解决”“当时人力车夫的生机问题”“卖淫和卖官”等“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当时身在京外的李大钊读到此文，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致信胡适，回应和批驳，以正视听。这就是发表在《每周评论》（同年8月17日第35号）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文中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就得“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即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以发动群众，争取胜利，才有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他义正词严地强调：“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李大钊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与具体问题解决的辩证关联。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的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尽管胡适此后还写出了“三论”“四论”等文章，继续纠缠，李大钊等人也发文应对。不过，李大钊这篇论文，已经把“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大体上都讲清楚了。因为这篇文章理正辞严，已经驳倒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上所散布的实用主义观点，澄清了思想混乱，有力地阐明了在我国传播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由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带头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先进青年中，热情介绍和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认真研究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引导北京和全国各地有志青年，自愿结成各种革命社团，经过五四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锻炼，进而开始到当地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工会组织活动。这在我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河。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和深化，使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旧中国的初步奋斗中，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干部条件。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党所领导的革命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大业。
四、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正好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请您谈谈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以便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如期达成“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弘扬五四精神”、“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7-168页。〗
据我的学习和体悟，习近平同志把“五四精神”概括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是非常准确和精辟的。因为这抓住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的精神实质。在新时代，正当我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际，本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之目的，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弘扬五四精神”中，必须使其体现历史继承性和时代进步性的内在统一，才能“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具体一点说，我们讲“爱国”，既要爱历史上的中国，要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统治和掠夺的中国，更要爱当今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讲“进步”，既要肯定五四运动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进步；更要肯定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进步。我们讲“民主”，既要承认陈独秀当年倡言中国要请来“德先生”，想争取以“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作为奋斗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当时社会条件而言，是正确的革命主张；更要承认这种民主一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则因其“过时”而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即它已先后提升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讲“科学”，既要认可陈独秀当年倡言中国要请来“赛先生”，即主张以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用以批判封建迷信及其旧礼教、旧道德对国人的束缚和禁锢，是必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更要认可中国人民对“科学”的理解必须与时俱进，其根据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新中国已达到的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因为100年前曾在我国盛行过的美国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进化论”和英国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西方学说，在总体上是不科学的，理应有分析地对待。
所以，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实践，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否定和扬弃封建糟粕，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您对“五四精神”用四个“既要……更要”的解读中，在我们认同和拥护习近平同志对“五四精神”做出的科学概括的前提下，似乎还隐含着有些人在认识上尚有不同理解。
●：当然，这是有所指的。这主要是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即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理念）和属于其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言的，有些人把它们视为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所以，有些人主张要原封不动地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接续五四运动，再搞“新启蒙”。其实，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故而承担不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的历史重任，所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深化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到中共建立，以及在工人阶级和我们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并在革命战争胜利后，成立了新中国，进而在“一化三改”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今正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进程迄今的轨迹是：五四启蒙—人民觉醒—救亡图存—社会变革—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
对于这种必然的、循序渐进的历史性变革和发展，反倒被有些人颠倒和歪曲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中断了启蒙”，说五四精神因而“断裂”。实际上，这种所谓“新启蒙”，是妄图“重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西方“宪政”之“蒙”。显然，这是在拾胡适和陈序经“全盘西化”的余唾，也是法学界有些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竭力推销西方多党制“宪政”的缘由。近些年来，胡适在我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有些人眼中，尤其是社交网络上，大红大紫、几近圣人；而对同共产党人站一起的鲁迅先生及其著作，并不看好、慢慢淡化；“民国范儿”很时髦，甚至为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鸣不平、唱赞歌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今年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各种活动中，有一个端正态度、尊重历史、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问题，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特别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五四精神，要理解正、把握准、弘扬好。
▲：我从您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五四精神的解读中，受到不少启示。谢谢您接受专访！
●：应该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五四运动，即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中，受到激励和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都有责任为继承革命传统，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做点事。
（编辑：张建刚）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