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田克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与创新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历了：开启与初探、持续推进中的突破与创新、系统提升与创新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其主要创新为：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一核心命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根本原则等重大创新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政治发展道路的开辟与拓展、政治文明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也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 政治建设
作者简介：李婧（1965-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24）；田克勤（1945-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2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关系根本与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发展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持续推进，不断取得进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中，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自信。本文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推进与创新，力求对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为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开启与初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抗日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等主张，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新路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了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纪元。党的八大确认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理论观点，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八大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一重要设想，成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失误，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包括政治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也使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的政治口号、坚决废弃一度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恢复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提法，到强调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明确提出要对我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以便“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到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从提出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再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概括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之内，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显著成就。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从命题的提出到理论和实践上初步探索，其创新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历来是党奋斗的基本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长期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邓小平认为，我们所要建设的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体的民主，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而是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因此，“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中国民主政治的性质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不能也无法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并经过长期探索建立起来的。“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基本制度，有效地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同时，我国政府主张的人权又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和保障我国的国权和公民的人权，并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从而使公民全面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第二，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法制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党在重新启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时就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认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一再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产生的前提，不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人民事实上没有掌握国家的权力,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也就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同社会主义民主紧密联系，把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特别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作为法制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法律对人民负责，并由人民加以监督，社会主义法制规定了民主权利的范围,为实现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这是我国法制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民主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实现的，具有很大的广泛性。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公民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它既禁止一切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又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行为；它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又要求公民自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不得例外。社会主义法制还规定了对破坏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实行制裁的措施，因而能够成为人民群众同敌对势力及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武器。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此后党提出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提出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时，实际上就形成了要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加以科学区分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的好制度，必须加以坚持和完善；但我国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少弊端，必须加以改革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邓小平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反映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个很有方法论特色的创新，对中国改革的成功意义重大。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根据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要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创新，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并使人民信任党的领导，信任社会主义，使我们的事业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还认为，一般地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他反复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苏东发生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面临严峻考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也面临着诸多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就又将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提到了全局的高度，并就改革与稳定、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与中国的发展前途，以及民主的实质与形式、民主与法制、民主目标与实现步骤等事关政治建设全局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进而形成了极具创新价值的在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加快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持续推进中的突破与创新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就针对纠正“左”倾错误中出现的一股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他一再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又明确回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改革、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左”与右等一个时期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突破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从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框架，到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再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捍卫和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中，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主要创新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作出了整体上的概括，指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样一种概括，就将政治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战略布局之下，初步确定了它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为后来党积极探索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纲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深刻的观念变革，表明中国不仅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要改变传统的“人治”方式。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并明确提出了“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的要求。党的十五大规定了我国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将法治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将其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紧密衔接起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本质特征，是进入21世纪党在推进我国政治建设中的又一重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民主政治建设和一切政治活动中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国家的重要性。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到提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要一起抓，再到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在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所制造的话语垄断，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优势和特色，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纳入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重要创新；从实践上来说，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加以提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跨世纪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和更加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更加切实的尊重和保障，都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明显进展，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
第三，提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所取得的一个最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活动、政治过程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列宁则根据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这一情况，明确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到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实际，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再到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肯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这一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在坚持与拓展中不断得到丰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新时代的系统提升与创新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如果政治定力不足、政治自信不够，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中国坚持正确政治发展道路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系统提升与创新发展。
第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更为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我国基本国情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阶级、国家产生以来，人们总是结成以一定的阶级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关系，并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产生和发展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创造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和法治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为我们党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政治自信、继续推进政治建设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基础。
第二，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产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党也一直重视人民民主国家的专政职能，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必须倍加珍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长足进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一定要继续通过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正是因为它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并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新时代，党要带领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定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自信。
第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要求，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关系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成败。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又要继续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设统领其他建设。通过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各方面治理活动和工作上来，体现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身利益的实现上来。新时代，我们党要通过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扩大和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治因素，构建法治社会制度和法治国家制度，完成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独特优势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都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也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振兴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最终也未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责任，而“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必然是既不同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其政权构成的形式必然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我国社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将要走出符合本国国情和特点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具有严密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和基本要求，都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共识。任何企图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相互取代的主张和做法，都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性质、核心理念和实践要求。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最根本的优势和特色。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把一个世界上很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既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避免了不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严重社会政治动荡。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2.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脉与灵魂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在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具有根基性、支柱性和持久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构建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逻辑，而他强调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则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魂。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对于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并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又熔铸于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领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民才重塑了民族精神，找回了民族自信，并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中国人独有的情怀和独特的语言向世人表达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其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始终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撑。
与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历史和时代条件、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流演进和发展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本质属性上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却又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政治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个体和整体关系，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向上看，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别是明显的。中国政治文化注重整体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西方政治文化注重个体性，因而缺少凝聚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始终在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范围内流变和发展，其中充分体现民族生命力的改革思想、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为政在人”的治国理念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民族能够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战乱、分裂、灾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都与这些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直接的关系。推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既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认识走出这条道路的深厚文化土壤，更要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种突出优势。
3.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制度的选择和评判，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应该是抽象的，既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中国没有因为别的国家有“两党制”“三权分立”“宪政”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自己的制度有欠缺，就要照搬过来；也没有因为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就失去对自己政治制度选择和发展的自信。
我国实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单一制”国体相适应的“一院制”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能够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较好地处理国家权力的统一和分工的关系，还具有议必能行和议行一致的优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近代国情和政党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执政党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拥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作为从中国民族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的制度，符合我国统一的历史主流和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畅通基层民主渠道，促进基层群众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国家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沉痛教训，都一再表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具有独特政治优势的制度安排。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已经和正在彰显其强大的制度优势和生机活力，与当今西方民主制度出现的危机和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某些西方民主的“卫道士”们一直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并不时地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贬低和非议。特别是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一些西方人士更是认为只有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唯一道路，提出了诸如“不战而胜论”“大失败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在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布：“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但历史的发展却与福山的预言背道而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质疑西方民主制度，连福山自己也改变了其“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事实充分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由其自身的力量来加以解决。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正承受着严重的政治衰败，政党政治演变为政党恶斗，权力制衡演化为“否决政治”，民主变“民粹”，政治乱象丛生。西方民主遭遇的困境，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自我克服的内在矛盾，它用事实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历史观的最终破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与西方民主政治相比，中国把政治文明发展、政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孤立地突出民主价值，这就突破了以往那种把实行西方民主模式作为衡量是否民主的思维定式，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比如，在政党制度的创新方面，中国最主要的是看这一制度能否顺畅表达和有效整合民意，而不是看其采取的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中国新型的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比如，在民主制度的创新方面，中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色和优势，而没有照搬西方“两院制”的议会制度。又如，在民主理论的创新方面，中国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弥补了西方民主理论所导致的严重缺陷。它充分表明，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社会解放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的过程，是一个自觉有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是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并组织起来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投票就可以实现的。它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甚或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以新型的政治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面向未来、放眼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所蕴含的民主政治发展规律，超越了西方主流政治发展理论，以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创新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既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创新发展的宝贵经验，又要结合新的实践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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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克勤、李婧：《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