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飞：中国共产党开创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历程和成就
【内容提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文献中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构想。这一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科技社会论等构成的思想总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与革命、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各种自然问题和科技问题相结合，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开创出自然辩证法事业。这一事业是以《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为文本依据，以自然辩证法理论为指导思想，由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实践事业、学术事业等构成的整体。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贡献。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 自然辩证法事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云飞（196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专聘研究员（北京 100872）。
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成就。为了消除以毕希纳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影响，通过总结19世纪科学发展成果，恩格斯创作了《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手稿”），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著作完善了这一构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自然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一般方法，阐明了科技与社会辩证关系的一般原理，是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科技社会论等构成的思想总体，为人类摆脱自然盲目必然性提供了科学武器。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拓出自然辩证法事业，谱写了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的新篇章。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自然辩证法原著和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传播，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开拓出自然辩证法事业。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第一，推动《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和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获得广泛传播。1928年11月，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篇相对完整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简称为《劳动》）的中文版出版。1932年8月，《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1950年、1955年、1971年，分别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的三个中文全译本。这样，为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文献支撑。第二，推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福建漳州收缴一本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中译本，毛泽东如获至宝，反复研读，怀里揣着这部著作走完了长征〖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1-22页；王占仁：《毛泽东读〈反杜林论〉相关问题略考》，《光明日报》2011年5月18日。〗。《反杜林论》是《自然辩证法》姊妹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中山图书馆收藏有《自然辩证法》德文版。当时延安十分活跃的几个学习组织经常开展自然辩证法问题读书会和讨论会。毛泽东参与了讨论。1930年9月，由苏联学者郭烈夫编辑的《从猿到人》的中文版出版。该书包括《劳动》《人类进化的过程》（即《自然辩证法》导言的一部分）等部分。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该书：“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的相关篇章作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目，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从多个层面推进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一是将自然辩证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起、组织、领导了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科技现代化事业等，开启了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二是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了专门教学机构，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发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开启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三是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理论，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开启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毛泽东经常阅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和其他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就物质无限可分、积木式机床、中西医结合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这样，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自然辩证法事业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1978年之后，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进入新时期。第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进入“春天”。第二，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完善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建制。1978年1月2日，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初，该研究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设的局级事业单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长期探索，该研究会形成了“大口袋”和“为国服务”等传统，积极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的联盟，积极组织或参与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问题的决策研究。1984年10月，《自然辩证法》第五个中文全译本出版。这一版本由中国学者根据原文档案材料独立编辑文本结构，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编辑的《自然辩证法》同时进行。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潮流，江泽民等共产党人大力推动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应用和发展。第一，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反思洪涝灾害和总结抗灾经验，我们必须时刻铭记恩格斯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教导，坚持可持续发展。第二，贯彻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为了推动科技创新，江泽民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只有坚持科教兴国，才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第三，学习科学知识，贯彻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广大领导干部要向革命导师学习，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精神，遵循科学方法，为群众作出表率。
4.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等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反思地震灾害和总结抗震救灾经验中，胡锦涛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5页。〗只有建设好生态文明，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二，建设创新型国家。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胡锦涛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三，坚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社会理想。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指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中，胡锦涛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消灭私有制度、阶级剥削、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
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在自然观上，习近平多次引用《自然辩证法》关于人们不当干预自然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教训的深刻论述，要求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走弯路，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科技创新方面，习近平引用恩格斯的话强调社会需要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要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在科技方法论方面，《自然辩证法》提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0页。〗。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按照2004年1月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计划，2014年，中央编译局根据MEGA2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而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出版，该卷包括《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文献。这是《自然辩证法》的第六个中文全译本。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提出了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各种自然问题和科技问题相结合，坚持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性质，坚持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为国服务”的社会使命，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容。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的成果
遵循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相统一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表明了对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对之作出了重大贡献。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恩格斯进一步集中而系统地阐明了自然界的客观性、生成性、系统性等问题，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自然演化中、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而形成的系统关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第一，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向自然界开战”，但“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因此，开发利用自然首先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由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因此，“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31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兴衰影响和制约文明兴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坚持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得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原创性理念。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自然辩证法》根据物质运动形式确立了科学分类原则，具体地讨论了数学和科学中的重要哲学问题，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交叉规律和加速度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更为注重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作用。第一，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社会活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技术革命是历史上的重大技术改革，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构成主要的知识门类。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成为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突出表现和显著标志。第三，依靠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经济建设。必须将科技和教育摆在发展的突出位置，将发展的重心放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不断提高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第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推动创新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在科技方法论上，《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出辩证逻辑是适合自然科学的思维，假说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科学家应自觉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及其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更为重视科技方法论对于科技事业的指导意义。第一，科技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科技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切科技工作者，都应该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此，才能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理论思维水平。第二，科技工作者应该掌握辩证逻辑的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并无高低之分。形式逻辑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没有阶级性。辩证思维实质上是矛盾思维。例如，必须坚持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在充分肯定中医综合思维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3页。〗科学的选择是分析中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分析。按照辩证思维，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第三，科学工作者应该掌握系统思维和方法。在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我们“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30页。〗。系统思维和方法是科研工作者必须掌握的思维和方法。当然，全社会都要掌握科学方法，提高理论思维水平。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社会论的基本观点
在科技社会论上，《自然辩证法》科学揭示出生产对科学的决定性作用，说明科技革命是实现阶级解放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将科技政策作为科技社会论的重点。第一，努力打通科技和发展的通道。现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并掌握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二，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政策。科技是探求真理的过程，必须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发展科技的必由之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将又红又专确立为培养科技人才的标准和目标。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必须贯彻和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第三，大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围绕着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必须加强科技体制改革，把加强科学管理作为重要环节，一分为二地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方法。无论如何改革，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沿着列宁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捍卫了自然辩证法理论，而且在面向国情、时代和国际的基础上，将中国相关实践经验上升为自然辩证法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开辟出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而且构成了整个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拓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开拓出实践形态的自然辩证法，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
1.“医学辩证法”的实践和经验
在批判疾病和瘟疫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防治疾病和瘟疫的生态机理和科技对策等问题。例如，《自然辩证法》谈到，“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从中国实际出发，秉持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我们党开拓出“医学辩证法”。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发明的卫生防疫方面的社会动员形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刊物，坚持向一般劳苦群众普及医疗卫生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过军民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55页。〗的号召。由于这一运动是在爱国主义背景下形成的，故得名为“爱国卫生运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要求“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将“讲卫生”作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抗洪斗争中，江泽民提出，要把卫生防疫作为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在战胜“非典”斗争中，胡锦涛提出，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和服务。
在坚持人民性的前提下，我们党积累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健康中国的宝贵经验。第一，坚持系统化原则。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工作、学习，有利于身体康强、环境清洁，因此，“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必须将之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现在，健康中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第二，坚持科技化原则。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在原始创新受限的情况下，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中西医结合体现的就是这种创新。人工合成青蒿素是其典范。第三，坚持绿色化原则。绿水青山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面对疫情，必须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坚持清扫卫生，坚持从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方面开展工作，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要言之，“医学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
2.“生态辩证法”的实践和经验
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科学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促进了自然观的生态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劳动》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按照“报复说”等生态思想，我们党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开拓出“生态辩证法”。
我们党一直十分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在中央苏区发起了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1932年3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发布。毛泽东提出：“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种树要订一个计划”〖《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情况，我们党发起了植树造林、水利建设等生态建设运动。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劳动。1972年，我国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我国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工作方针。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发起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自此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坚持每年参加义务植树劳动。1978年12月31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的时候，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从我国实际出发，党的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的重大战略。进而，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018年，我们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经验。第一，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引领。《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代表作。“正是从恩格斯的辩证法所产生的生态学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自然辩证法》最具批判性的见解，也是为什么回归恩格斯的推理方式仍然如此重要的原因”〖John Bellamy Foster, “Engels’s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72, No.6，2020.〗。习近平多次引用《自然辩证法》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理念，夯实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坚持以实践创新为战场。我们党坚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由于坚持全民义务植树，仅过去10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参见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起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北京PM25日平均浓度从895微克/立方米（2013年）已经降至58微克/立方米（2017年）〖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47页。〗。第三，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写入到党章和宪法当中，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顶层设计文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言之，“生态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生态文明是生态辩证法的科学结晶。
3.“科技辩证法”的实践和经验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技进步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获得真正发展，应该实现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自然辩证法》提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0页。〗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既注重运用科技进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又注重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技进步，开拓出了“科技辩证法”。
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工作，形成和完善了党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科技政策。毛泽东的《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和朱德的《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两文，集中阐明科学进步是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武器，成为我们党关于科学工作的最早纲领。在贯彻和落实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和配合边区理论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唯物论要具体应用问题”的讨论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提出了将“自然科学革命化”和“自然科学大众化”结合起来的任务。按照上述纲领，边区军民将科技自觉运用于马兰草造纸、煤田地质勘探等实际工作中，并编写出陕甘宁边区植物志和药用植物志。第二，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科技战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我国提出了实现科技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尽管这一时期出现过反复和曲折，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成果保证了国泰民安，促进了世界和平。第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科技战略。邓小平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一文，深刻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科研管理中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所长专业负责制的关系。这是新时期科技工作的纲领。为了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1995年，江泽民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我们提出了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任务。2006年，胡锦涛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科技战略。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科学揭示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推动科技创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这样，推动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大台阶。
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推动科技进步和建设科技强国的经验。第一，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和外部封锁，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采用举国体制，研发成功“两弹一星”。现在，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科技成果莫不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的任务。传统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新型举国体制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为主要手段。第二，强化政策规划的导向。在顶层设计层面，根据每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我们党都适时地提出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推进了我国科技进步事业。例如，1994年以来，我们党相继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为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除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明确列入科技规划之外，我国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专门的科技规划，明确了科技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第三，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由于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科技攻关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要素，因此，必须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加以组织和管理。“矩阵式管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我们都要采用。”〖《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系统工程方法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升系统科学成果而形成的科学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价值，是采用举国体制需要运用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要言之，“科技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社会主义科技事业中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
当然，我们还形成了“农业辩证法”“工业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等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是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发展，既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实践，又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证明。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拓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科学意识。“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自然辩证法教育是提高科学意识和阶级意识的重要选择。围绕着自然辩证法教育，我们党开拓出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
1.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发展和成就
依据自然辩证法原著和自然辩证法理论，我们党在推动和组织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
系统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独创性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开始组织相关教学。例如，1940年，陕北公学等单位开设了讲授自然科学发展史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课程。1943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联系边区实际的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理论教育的主干。1944年，延安大学开设包括上述三个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校大课。显然，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将自然辩证法教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面向哲学专业的教学之外，自然辩证法教育成为面向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恩格斯的《劳动》一文被列为社会发展史教育的重要阅读文献。改革开放后，自然辩证法教学进入建制化发展阶段。1981年，我国确立“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为理工科硕士生政治理论必修课；2010年，将之调整为必选课。同时，我国将“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作为理工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后将之并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中。202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提出，“自然辩证法概论”为硕士研究生选择性必修课程。可见，自然辩证法课程是一门从《自然辩证法》原著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
设立自然辩证法专业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创性贡献。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我国在哲学学科中设立了自然辩证法专业。1956年，《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研究规划草案》提出，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著作发展而来的一门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招收过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78年，《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包括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三个方面。1978年、1981年、1984年，我国分别开始正式招收该专业的硕士生、本科生、博士生，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自然辩证法人才培养体系。1987年，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我国将自然辩证法专业名称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采用了“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表述法。可见，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世界上唯一一门从一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发展而来并以这部原著名称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系统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的重要贡献。第一，自然辩证法原著研究。我国曾经提出过系统编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著的规划，出版过一系列解读《自然辩证法》等原著的成果。第二，自然辩证法原理研究。围绕教学，我国出版了大量教材和著作，勾勒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轮廓。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初版，2018年再版），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教育为主线，系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科学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重点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观。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13年初版，2018年再版），专门设置了“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两章。这样，就确定和完善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三，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研究。除了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论及自然辩证法内容之外，我国出版了专门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著作。第四，当代自然辩证法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贯彻和落实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成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
在西方，存在着科学哲学等分科式的学科门类。苏联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作为学科名称。相比之下，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文献依据和科学依据，围绕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我们将自然辩证法发展为一门专业，推动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从而丰富和扩展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自然辩证法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哲学专业。确立和发展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
2.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守正和创新
今天，对于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按照守正创新的原则，推进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非常注重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宣传、教育和研究。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因此，我们必须同时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生态、科技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掌握自然辩证法。第二，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构成内容。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其中包括像建设生态文明这样的由我们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这样，就提出了新时代加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任务。第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教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等。因此，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之外，广大思政课教师还要广泛涉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参见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这样，突出了自然辩证法教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价值。可见，在新时代，我们党更为注重坚持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注重坚持发展包括自然辩证法学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为注重加强包括自然辩证法理论教育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毋庸讳言，今天的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遇到了瓶颈和挑战。长期以来，自然辩证法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出版。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讲的是主客体关系，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因此，不存在自然辩证法。其实，《自然辩证法》已经讲到，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自然界就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西方马克思学”将自然辩证法看作恩格斯的“原罪”，认为马克思并无此思想。殊不知，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数学手稿》和“科学笔记”都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代表作。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妄言：“从历史上和从分析上说来，相信自然辩证法，这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盛行于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差不多每一个变种，都是由有政治动机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现代科学的肌体上所产的私生子。”〖〔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4页。〗其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存在着原则区别。中国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及其成就有力驳斥了胡克的看法。受上述思潮影响，“逃离”自然辩证法成为“时尚”，严重影响到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发展。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我们必须按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处理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加强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一是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应规范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加强自然辩证法原著、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引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二是在专业队伍的管理上，宣传、教育、科技、科协等部门应该坚持用党建引领自然辩证法专业队伍的建设，坚持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导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积极献身自然辩证法事业。三是在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上，在加强作为思政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同时，应该将自然辩证法理论进一步渗透和融合到其他思政课和专业课当中。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将“自然辩证法概论”和“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恢复为2个学分的必修课。四是在专业设置方面，可以在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同时发展“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而不必拘泥于“严格”的学科分类。
总之，我们必须坚持自然辩证法理论不动摇，坚持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和学科定位不动摇，坚持支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不动摇。同时，在坚持面向全球性问题、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坚持推动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2］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黄顺基、周济主编：《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4］黄顺基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